美国即将迎来建国250周年，若民众此刻感到沮丧，不妨回顾1838年林肯对国情时局的思考，或许能为当下的不满提供新的视角。那时，年轻的林肯还只是州参议员，在伊利诺伊州斯普林菲尔德的青年学园发表了一场演讲，题为《让我们永续制度》。虽然林肯预见到了未来的危机，但这场危机并非直接引发内战的矛盾。

林肯早已忧虑种族冲突引发的暴行，并隐约传递出他后来坚持《独立宣言》中“人人生而平等”这一真理的信念。他在此时指出：“任何情形下，例如废奴主义的传播，必然存在两种立场中的一种：即这件事本身是正确的，因此应受法律和所有良善公民的保护；或它是错的，因此应由法律来禁止……”

但在青年学园的演讲中，林肯警告了另一种危险：即使不涉及种族和奴隶制，也会因“暴徒的暴行”而滋生。这些暴行“席卷全国，从新英格兰到路易斯安那……波及南方奴隶的享乐主人，以及稳定习俗之地热爱秩序的公民”，威胁“是整个国家所共有的”。

林肯认为，如果政府在暴民暴力面前软弱无能，美国人民就会对其失去信心。如果任何级别的政府无法维持秩序，民众为何还要对其抱有忠诚？如果美国人与自己的政府机构如此疏离，又如何阻止他们站到试图推翻这些机构的人一边？

他还揭示了两点心理洞察。首先，未来必将出现野心勃勃之人，他们想推翻现有秩序，仅仅因为维持前人功业无法带来荣耀与伟大。林肯甚至承认，美国的革命先驱正是出于渴望做大胆新奇之事。其次，随着革命激情和参战者的记忆消退，不会有同样强烈的情感纽带替代这份民族认同。

他并未美化现实，对人性的刻画毫不留情：“嫉妒、猜忌与贪婪植根于我们的本性，在和平、繁荣与自信的时代本应司空见惯——但在革命时期——这些情绪很大程度上被压制和沉寂；而深藏的仇恨与强烈的复仇动机，非但没有在彼此间蔓延，反而一致指向了英国。”

“于是，”他继续说道，“在环境的力量下，人性中最卑劣的部分，要么陷入休眠，要么成为推进最崇高事业的积极力量——那就是建立并维护公民与宗教自由。”

林肯对如此严峻的问题给出了简单的答案——在这篇演讲中，这答案并不具说服力：他呼吁对法律的敬畏成为“国家的政治宗教”。20多年后，作为总统的林肯在南北战争的血腥中，以雄辩口才阐述《独立宣言》的原则，让这些理念蒙上神圣光环。关于“信条民族主义”的今日辩论或许会提及杰斐逊及其起草的宣言，但正是林肯，比任何人更将杰斐逊的言辞变为圣经般的准则。

如今这一切广为人知，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哈里·V·雅法的学术贡献——他是美国右翼（乃至更广泛领域）闻名的“西海岸施特劳斯学派”领军人物。该学派的旗舰机构克莱蒙特研究所，如今是与特朗普结盟的最有影响力智库之一，并在人事上影响其政府团队——这让进步派深感不安，他们批评克莱蒙特的学者反移民，并称其具有“凯撒主义”倾向。

当然，林肯在世时及身后均曾被指控为凯撒——指控者中甚至包括刺杀他的凶手。1962年，埃德蒙·威尔逊在《爱国的血与肉》中写道：“在那场久远的青年学园演讲中，林肯曾对野心领袖发出模棱两可的警告，描述此人时言语间既有憧憬也有忧惧。”但林肯是心理现实主义者，而非政治上的凯撒主义者——他在演讲中描绘的场景，既源于民众的疏离，也源于个体野心。

今日，进步派读到此演讲时，可能联想到特朗普和1月6日事件；保守派则想起以弗洛伊德或雷妮·古德之名动员的暴民。更令人深思的是：“凯撒”本身也可能成为暴民，而其组织者以最正义、最神圣的事业为由，为自己攫取非法权力。政治宗教并非总是凯撒的绊脚石。

如今的美国，分歧与颓丧或许与往昔不同。但“我们制度的永续”从来不是理所当然。这个国家依然坚忍——正如亚当·斯密（其《国富论》也于今年迎来250周年）所言：“国家尽可承受许多残破。”只要我们不陷于麻木，美国同样拥有重生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