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新加坡，结婚正在变成一场“延迟满足”的游戏。32岁的Bhavin Punjabi原本以为这个年纪应该已经安顿下来，但现实是，他把时间花在了事业、健身、旅行和陪伴95岁祖父上。这不仅是他的故事，也折射出一代新加坡人的集体选择：当婚姻被排在买房、升职、自我成长之后，爱情正在从“终极目标”降级为“可选项目”。为什么曾经被视为人生必选项的婚姻，如今成了待办清单上的边缘选项？这不是个例，而是一个城市的焦虑。从高房价到职业竞争，从“生物钟”到“电梯约会综合征”，新加坡人正在用更理性的方式重新定义成功和幸福。这不仅仅是婚恋观的变化，更是对“成人世界”的重新理解。以下是CNA的深度报道，看这座现代都市如何重新书写爱情与婚姻的剧本。

新加坡——32岁的Bhavin Punjabi原以为这个年纪会安顿下来。相反，他每日被其他优先事项填满：打拼事业、保持身材、旅行，以及陪95岁的祖父。

像他同龄的许多新加坡人一样，婚姻已经退居其次。

“这个年龄段我想先有份稳定工作，做到一定收入，再安顿下来，”Zenko Superfoods的运营经理告诉CNA。

Bhavin自称满足于现在的生活节奏，独处也自在。他说约会伴随着高期望值，这些期望来自财务、住房、职业等现实考量。

他补充说，很多同龄人在约会前都试图先成为“最好的自己”。

“我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他说，“我很想安顿下来找个人，但现在我并不强求。”

“我觉得在现在这个年纪，爱情可能只是次要的。”

更多人推迟婚姻

Bhavin的经历反映了新加坡人对待恋爱和家庭方式的广泛变化。

新加坡的总生育率在2025年跌至0.87的创纪录低点，副总理颜金勇二月称这一趋势为“存在性挑战”。

更多新加坡人单身时间也更长。数据显示，2024年结婚人数同比下降7％，其中25至34岁人群的降幅最大。

同时，人们结婚年龄推迟——男性约31岁，女性约30岁——要么推迟生育，要么完全放弃。

这些变化共同将恋爱关系推向更晚的人生阶段。

专家表示，从职业到个人目标，优先级的变化正在塑造这些决定。

当约会像工作

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Kalpana Vignehsa博士说，最大的变化之一是年轻人如何体验约会。

“对很多年轻人来说，约会是一个时间管理问题，”她说。

她补充说，这与过去截然不同，过去约会常被视为一件有趣的事。现在，对一些人来说，它就像已经排满的待办清单上的又一项任务。

部分压力来自当今超连接的数字世界。

“他们被期望随时在线，即使在恋爱中，”Kalpana博士说，“如果不立即回复，意味着什么？”

许多人在校期间推迟约会，结果发现一旦开始工作就变得更难。

“认识人的最好地方就是学校，”她说，“如果推迟……这种经历的压力会大得多，因为它在生活中有了更重大的意义。”

她补充说，住房时间线和“生物钟”等结构性因素可能会进一步提高风险。

更高的期望，更多的选择

婚恋机构表示，现在单身人士进入约会场景更晚，往往是在事业有成之后。

Lunch Actually Group联合创始人兼CEO Violet Lim表示，新加坡的约会者往往很快判断某人是否值得再次见面。这可能意味着第二次约会更少，即使化学反应需要时间培养。

她指出，今天的客户比过去有更多期望。

“人们有更多参数，”她说，“不再仅仅是……他们满足某些条件了吗？他们在寻找很多条件。”

有些人一旦为自己建立了某种生活，就不太愿意妥协。

“他们觉得我已经达到某种生活方式……如果我要和某人在一起，需要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改变，感觉是变差了，那不合理，”她说。

她指出，随着女性经济上更加独立，她们尤其推迟恋爱。但更高的期望可能更难找到匹配的对象。

“她们要找的那种男人，也是所有人都在找的那种男人，”Lim女士指出。

约会应用增加了另一层复杂性，创造了所谓的“选择悖论”。

“他们认为自己有很多选择，也更不可能去选择或承诺。”

这可能导致所谓的“电梯约会综合征”，即人们不断寻找更好的人。

另一个约会平台也看到类似的转变。

Kopi Date联合创始人Lee Jing Lin女士说，现在更多单身人士不仅寻求认真关系，还寻求更健康的约会方式——更强调情感准备和兼容性。

她补充说，“约会应用的疲劳非常真实”，很多人感到“被刷屏、消失和肤浅对话耗尽精力”。

因此，更多人寻求有意的、面对面的互动，感觉“更人性化，更少游戏化”。

重新定义成年和成功

专家表示，这些变化反映了新加坡人如何定义成年的广泛转变。

“以前，结婚生子是成年的标志，”新加坡管理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Paulin Straughan说。

今天，独立和财务稳定被视为更重要的里程碑。

“成年是你独立的时候……当你有了职业生涯……这种稳定标志着成年，”她告诉CNA的Singapore Tonight节目。

推迟结婚通常意味着推迟孩子——或决定不要孩子。

Bhavin说，许多同龄人都在权衡同样的考量。

“很多新加坡人选择不要孩子……也许期望太高……或者生活成本也起作用。”

Kalpana博士补充说，在新加坡，婚姻和为人父母感觉像是高风险决定，受成功、期望和害怕不足的压力影响。

“夫妻选择成为父母时放弃了很多，”她说，包括职业发展和收入。

家庭规划的悠久历史

这些态度变化和新加坡当前的低生育率，与该国的过去形成鲜明对比：

二战后：太多婴儿人口快速增长引发对粮食短缺、过度拥挤和家庭财务的担忧。1965年：计划生育成为政策人口超过180万，年出生约6万，政府启动五年计划生育计划。1966年：全国推动设立新加坡计划生育和人口委员会，提供低成本避孕药具和临床服务。1970年代：“两个就够了”运动加剧，伴随惩罚措施，如更高生育费用、减少税收减免、大家庭降低住房优先权。还提供绝育奖励。 1970年代中期：政策成功生育率降至替代水平并继续下降。1980年代中期：转折点关注点从人口过多转向人口下降风险。1987年：政策逆转“两个就够了”被取代为：“生三个，或者能生更多就生。”激励措施回归惩罚被取消，代之以支持措施，包括税收减免、育儿支持、休假计划、住房支持，最终还有婴儿奖金。

未来的道路

专家表示，新加坡很可能看到更多人保持单身——无论出于选择还是环境。

“我认为大体上，我们将看到两个群体的出现，”Prof Straughan说。

一个群体会继续向往婚姻和家庭生活。

“这个群体中，政府政策非常重要，因为这样我们继续鼓励想要孩子的人，并尽最大能力与他们合作，”她说。

另一个群体将保持单身，这在“像我们这样的现代城市国家是不可避免的”，Prof Straughan补充说。

单身人士常常被视为“过渡”到婚姻。但随着人数增加，她说这个群体值得更密切的关注。

即使趋势转变，仍然有空间更好地支持那些确实想要家庭的人，Kalpana博士说。

这需要超越财务激励，来解决为人父母的实际权衡问题。

她补充说，减轻这些负担并创造更支持性的环境，能让为人父母感觉更可控。

尽管有延迟，但连接的渴望并未消失。

Bhavin先生为例，他没有排除婚姻的可能。

但目前为止，他是一天一天地过。“我只是享受当下，”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