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深入探讨了美国建国与宗教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揭示了历史学家格里格·弗雷泽对“基督教国家”叙事的批判性反思。作为一位在基督教大学任教的历史学者，弗雷泽的立场颇为独特——他既否定美国是纯粹的基督教共和国，也反对将其简化为理性主义者的无神论产物。通过追踪独立宣言250周年庆典前夜的政治与学术交锋，本文剖析了建国先贤们宗教观的复杂性，以及这些争论如何持续影响当代美国的政教关系。编者认为，理解这种历史叙事的多元性至关重要：它不仅是学术研究，更关乎一个文明如何平衡信仰自由与世俗治理的永恒命题。

当历史学家格里格·弗雷泽谈论宗教在美国建国中扮演的角色时，他很难吸引到热情的听众。加州圣克拉里塔基督教学校——大师大学的教授弗雷泽表示：“双方其实都不愿听我讲的话。”这位历史学与政治学教授指出，开国元勋们并未建立基督教共和国。几位关键人物要么拒绝基督教核心教义，要么观点模糊以致历史学家们争论不休。对弗雷泽而言，这常让同为基督徒的听众失望。

但他说，开国元勋们也不是理性主义自然神论者——他们相信上帝如钟表匠般启动宇宙后便撒手不管——或反宗教的怀疑论者，尽管有些描述如此演绎。这又让主张政教之间应有高墙的人失望。大多数开国者都有着某种宗教信仰。

随着7月4日《独立宣言》250周年纪念日的临近，关于开国者宗教意图的长期辩论愈演愈烈。在美国250周年庆典之际，一些基督教活动家和作家加倍宣扬美国是基督教立国的主张。

他们在白宫里有盟友。

总统特朗普正在推广“美国祈祷”活动，高潮是5月17日在华盛顿国家广场的集会。官方参与者包括众多基督教组织和个人，其中一些人拥护基督教立国的理念。内阁官员以官方身份发布基督教信息。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宣称“美国是作为一个基督教国家创立的……这刻在我们的基因里”。

简而言之：这场长久战——一边是世俗政府，一边是信仰——仍在激烈进行，且影响深远。

反驳基督教国家叙事

批评者和倡导组织正在回击。

“大多数——几乎所有——严肃历史学家都认同，美国在重要法律、哲学或宪法意义上并非基督教国家，”团体“美国政教分离联合组织”表示。该组织谴责那些“根据基督教民族主义虚假信息重新定义美国，并据此重塑法律”的行为。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22年的报告，六成美国成年人受访者认为开国者原本希望美国是基督教国家。

为什么开国者的信仰和意图如此重要？

“每个人都在寻找我们历史学家所说的‘可用的过去’，”《美国是基督教国家吗？》作者约翰·费亚说。“我们回溯历史，寻找我们想要的东西，以推进特定的政治或文化议程，”这位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卢门中心研究员补充道。

倡导者常常回避历史的细微之处。例如，在重要历史时刻，公职人员等人确实曾代表新共和国祈祷。

“但那些祈祷是我们美国宣布独立时发生故事的核心吗？”费亚质疑。“我上次查阅发现，那关乎税收、代表权、关闭波士顿港以及更多经济和政治事务。”

新国家的政教关系

历史学家马克·大卫·霍尔认为基督教确实强烈影响了建国。虽然核心开国者没有传统基督教信仰，但他认为许多其他开国者有，这塑造了他们建立新共和国的思路。

“有大量证据表明基督教产生了影响，”《美国是基督教立国吗？》作者霍尔说。

他指出，开国者对人类尊严的关注与《圣经》中人类按上帝形象被造的教导相呼应。制衡制度——防止权力集中——反映了在基本是新教文化中渗透的人类罪恶观。

他还提到，一些早期总统和国会发布了祈祷和感恩公告，尽管有些引发反对和争议。一些州在宪法批准后几十年内仍扶持教会，表明开国者并不认为宗教应淡出公共生活。

他们认为信仰对培养共和国有道德、负责任的公民至关重要。弗雷泽在其《美国开国者的宗教信仰》一书中写道，他们倡导“宽容，同时不消除不同信徒真实信仰承诺的重要性”。

除日期“我主纪元”1787年外，宪法未提及任何具体宗教。它禁止对公职人员设置宗教测试。权利法案第一修正案保障宗教自由，并禁止“确立”国教。

20世纪的最高法院裁决基于第十四修正案将第一修正案适用于各州，该修正案禁止各州剥夺公民权利。法院引用了开国者托马斯·杰斐逊关于“政教分离之墙”的比喻。此后法院一直就如何在公立学校祈祷、医疗、劳动法和公共土地十字架等领域应用该原则而苦苦挣扎。

弗雷泽指出，在制宪会议记录或有影响力的《联邦党人文集》中，《圣经》未被引用为任何治理原则的来源。他说，开国者借鉴了启蒙思想对平等、责任政府和宗教自由等概念的思考。宪法的早期批评者指责它缺乏宗教内容。

《独立宣言》确有宗教用语，宣称权利来自“造物主”。它也求助于“天佑”和“自然法及自然之神”。

弗雷泽说，托马斯·杰斐逊等开国者巧妙地使用了对基督徒及其他宗教、哲学运动追随者都可接受的术语。

美国复杂的宗教史

即使“开国者是否意图让美国成为基督教国家？”这个看似直白的问题也引出了疑问：开国者是谁？实际“建国”何时发生？

一些人将建国视为最初的殖民定居点——早于1776年一个半世纪。马萨诸塞湾和弗吉尼亚的殖民宪章宣布传播福音为基本目的。清教徒的波士顿努力成为基督教“山巅之城”。

实践中，殖民地宗教性质各异。它们除了属灵抱负，也有经济领土野心。弗吉尼亚和马萨诸塞对宗教少数群体的国家迫害引发了反抗。

摧毁原住民社区并输入非洲奴隶的殖民制度的宗教价值观也受到持续审视。

美国革命前几十年，一场称为“大觉醒”的福音派复兴影响了许多殖民者。研究表明，整个18世纪，尽管殖民地仍以新教为主，教会成员数和参加礼拜的人数稳步下降。

新教标签也涵盖了各种信仰，一些教会转向了尊崇耶稣为先知或贤者而非神性的一位论观点。

弗雷泽写道，到革命时期，理性主义宗教观强烈影响了许多受过大学教育、有财产的精英，如那些起草《独立宣言》和宪法的人。共济会也产生了影响，这是一个基于普遍上帝和道德的兄弟会组织。

一些开国者如约翰·杰伊、塞缪尔·亚当斯和帕特里克·亨利是虔诚的基督徒。其他如杰斐逊、约翰·亚当斯和本杰明·富兰克林等关键人物信上帝但不信耶稣的神性。神秘莫测的华盛顿积极参加圣公会活动，但回避圣礼，同时也是共济会活跃分子。他用当时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术语谈论上帝，如“天佑”或“最高统治者”。

挑战对自然神论开国者的误解

但与普遍看法相反，大多数开国者并非自然神论者。

弗雷泽反而将许多开国者描述为“有神论理性主义者”。乔治·华盛顿相信神圣的“天佑”拯救了他的生命并干预支持美国。他绝非特例。

“他们确实相信一位活跃的上帝，”弗雷泽说。“因此，祈祷很重要，因为有人在倾听。”

即使是怀疑论者也认为宗教对培养有德公民很重要。富兰克林为费城多座教堂和一座犹太教堂的建设捐款。许多学者认为第一修正案创建了一个宗教自由市场，基督教和其他信仰至今在此蓬勃发展。

在演讲活动中，弗雷泽会分发传单，列出12点说明为何基督教美国观对政教双方都危险。

“它主要对基督教危险，”弗雷泽主张。通过将非基督徒的人或思想宣称为基督教，它“混淆了基督教本质的界定”。